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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二 一行禪師:以慈悲之眼觀照

一行禪師2018年09月08日Ctrl+D 收藏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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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弗斯特(James Forest)

一九六八年,我和一行禪師與“和平聯誼會”(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一起團體旅行,一路上會見了教會、學生團體、參議員、新聞記者、教授、企業人士和幾位詩人(blessed relief)。這位穿著褐色僧袍的越南僧侶(那時四十多歲的他看起來很年輕)很快就征服了所有見過他的人。

一行禪師的溫文爾雅與聰慧明理讓每個遇到他的人都消除了對越南人的成見。他講述的故事和開示滿溢著昔日越南人與佛教徒的浩瀚寶藏。他對基督教的關注,甚至是熱忱,常常啟發基督徒以謙虛的姿態對待一行禪師的教派。

他促使數以千計的美國人,透過越南那些在古老竹林環繞的村莊里,在水田中耕作與養育兒孫的農民的眼睛看這場戰爭。當他描述村子里風箏工匠的手藝,那些看似脆弱的“空中飛船”(風箏)一旦直上云霄便迎風呼嘯時,成人內心深處的童真莫不被喚醒。

只要和他呆上一個小時,越南的美就會縈繞在你心頭,你會對美國的軍事入侵給越南人民帶來政治與文化上的苦難感到痛心疾首。人們破除了對意識形態的迷信,那不過是正當化戰爭中的一方或另一方而已。人們感受到戰爭的殘酷:轟炸機橫掃而過的天空,燃成灰燼的房屋和人們,活下來的孩子面對的是失去雙親與祖父母、失去愛的生活。

然而,某天傍晚發生了一件事,一行禪師不但沒有喚醒一個美國人的同情心,反而激起他無謂的憤怒。當時,一行禪師正在美國圣路易郊區一座華貴的基督教教堂發表演講。像往常一樣,他強調美國人必須停止在越南的轟炸和殺戮。輪到聽眾提問時,一名大個子男人站起來,語氣尖刻地嘲諷“這位一行先生所認為的慈悲”。

“一行先生!如果你這么關心你的同胞,你為什么在這里呢?如果你這么關心那些受傷的人,你怎么不花時間和他們在一起?”寫到這,我沒有再去回憶他說的話,而是想起當時那種無法自己的強烈的憤怒,

那名男子說完后,我茫然地朝一行禪師看過去。他或是其他人能說什么呢?剎那間,戰爭的幽靈飄蕩在屋子里,快要令人窒息。

四周一片沉默。這時,一行禪師輕輕地開口說話了,沉著鎮定,對那個剛剛還在責難他的男子懷著他個人真切的關懷。他的話如同澆滅大火的甘霖。他說:“如果你希望樹木成長,給葉子澆水是起不了作用的,你必須灌溉樹根,這場戰爭的大部分根源在這里,在你的國家。我要幫助那些被轟炸的人,盡力保護他們不再受苦,我必須在這里。”屋子里的氣氛發生了變化。

在這男子的憤怒中,我們體驗了自己的憤怒,我們透過一個被轟炸的半島來看這個世界。一行禪師的回應讓我們體驗了另一種可能:用慈愛克服瞋恨的可能,打破人類歷史上似乎永無止境的暴力連鎖反應的可能(由一個佛教徒帶給我們這些基督徒的;由一個美國人的“敵人”帶給我們這些美國人的)。

可是一行禪師做完回應后,對主席低聲說了些什么,然后快步走了出去。我覺得有些不對勁,就跟著他出去。那一夜天清氣爽。一行禪師站在教堂停車場旁邊的人行道上。他就快喘不過氣來——像是一個潛入深水,很久沒有浮出水面換氣的人。幾分鐘過后,我才敢問他怎么了,究竟發生了什么事。

一行禪師解釋說,那名男子的話讓人煩亂極了。他也想以憤怒反擊,所以必須盡可能緩緩地深吸一口氣,好讓自己冷靜寬容地做出回應。但是那一口氣太緩太深了。

“你為什么不對他生氣?”我問,“就算是反戰人士也有權利生氣。”

“如果這只是我個人的事,我是可以生氣。但我在這里代表越南農民說話,我必須讓他們看到我們最良好的品質。”

那是我生命中重要的時刻之一,我從那時候起就沒有停止過對這件事的思考。首先,是因為我第一次了解人的呼吸方式與他如何回應周遭世界存在著某種關聯。

直到最近,一行禪師才嘗試教西方人禪修的方法,即他通常稱之為“正念”的方法。還只是在去年,他才開始教授禪修,先是在巴黎授傳幾個在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團幫忙的西方朋友,后來在當地指導基督教貴格會國際中心的一個團體。現在,他終于寫下這本以禪修為主題的小書——《正念的奇跡》,一本禪修的指導手冊。

一行禪師是一位詩人、禪師,也是和平聯誼會的聯合主席。在越南,他是推動“入世佛教”的主要人物,這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宗教改革,以慈悲為本,服務為懷,將非暴力反戰的立場本身與救助戰爭受難者結合起來,做了不計其數的實事。數以千計的佛教徒,包括比丘尼、比丘與在家居士,因為他們的這些工作被槍殺或囚禁。

一行禪師在越南創立了社會服務青年學校、梵漢大學——非暴力運動早期基地的小寺院、一份反戰地下刊物(由同伴高玉芳主辦),以及致力文化宗教改革的主要媒介——拉波出版社。他的詩成為當代越南許多最受歡迎歌曲的歌詞,那是在悲傷中依然吟詠希望的歌詞。

即使被放逐,他也繼續代表越南佛教聯合會,在海外統籌來自其他國家對越南的援助,成為非暴力支持越南停戰的一股力量。(他與馬丁·路德·金的友誼,是金博士決定不顧同僚與支持者反對“混淆黑人民權和反越戰訴求議題”,加入反越戰行列的因素之一。就在金博士遇刺前,他提名一行禪師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

他的書在越南境外出版的只有少數幾本:《火海之蓮》(Lotus in a Sea of Fire)、《越南的吶喊》(The Cry of Vietnam)、《步步安樂行》(the Path of Return Con‐tinues the Journey)、《禪之心匙》(Zen Keys)與《渡筏非彼岸》(The Raft Is Not the Shore)。

在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團位于巴黎的寓所,與一行禪師及其同伴對話的過程中,我們開始回過頭來思考禪修層面在眾多美國和平運動中的缺席。它的缺席解釋了為什么諸多“和平”運動(也許稱之為“美國撤軍運動”更好些),都對佛教徒的非暴力反戰活動興趣索然。手無寸鐵的佛教徒并不被真正看作“政治性的”,僅僅被視為宗教運動:與其他宗教運動相比,他們勇敢非凡、令人欽佩,然而不過是邊緣運動。

美國的和平運動者可以從越南伙伴身上學到的是:除非和平運動納入更多禪修層面的東西,否則我們對真實的感知(以及我們增進人們對狀況的理解、改善局面的能力)將產生嚴重偏差。不管我們擁有什么樣的宗教或非宗教背景,說什么樣的語言,我們都會忽略一些對生活與工作至關重要的事物,就像忽略呼吸那樣。

就呼吸而呼吸。呼—吸。簡單專注于呼吸在禪修和祈禱中發揮著關鍵作用,這在許多人看來是一個驚人的訊息。就像懸疑小說家想到將鉆石藏在金魚缸里一樣:太明顯以至于沒有人注意。自從這個“訊息”成功越過我那套懷疑論的封鎖線,我對它確信萬分,主要是確信自己的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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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修的難點在于:修煉的內容近在眼前,唾手可得。就像一行禪師指出的那樣,禪修的機會處處都有:在浴缸里、在廚房水槽、在砧板上、在人行道或小路上、在上下樓的階梯上、在示威警戒線上、在打字機前……可說是無所不在。有寂靜無聲的時間和空間,當然最好、最有益,但是這些條件并非不可或缺。禪修生活無須待在僻靜的溫室中。(雖然它確實需要特定的時間段,甚至是一星期中的某一天,特別專注地禪修以變得更加正念分明。基督教徒和猶太教徒對這樣的安息日應該不陌生。)

在懷疑論者看來,一行禪師的主張很荒謬,不過是歷史終結前的一個冷笑話,是老掉牙的“神秘主義”在胡言亂語,玩弄最后一次花招。不過,和平主義者選擇手無寸鐵地屹立在殺戮的世界中守護生命,這信念本身也讓很多人感到震驚,產生的荒謬感不亞于一行禪師的主張。

禪修只是讓我們已開始的“放下屠刀”的運動邁出更實質與更深入的一步:不僅在面對政府、團體及越南解放軍時堅持非暴力,更要以非暴力面對現實本身。

這是了解一行禪師曾在別處提到過的一個簡單真理的方式:“缺乏慈悲的人,看不見那些須以慈悲之眼才能看到的事物。”那更為澄澈無礙的眼界使得“絕望”與“希望”產生微小卻關鍵的差別。

寫于一九七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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